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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评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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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卖国求荣的人，几乎成了“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是个全盘否定历史人物。他的名声不比汪精卫好多少。但有多少人知道，在李鸿章生活的那个年代，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
据史料记载：李鸿章（1823～1901）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咸丰三年（1853）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沪，自成一军，是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地方实权既握，又于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两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出犯太平军。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从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同年，署理两江总督，调集淮军数万人赴中原对捻军作战。1866年，继曾国藩署钦差大臣，专办镇压捻军事务。次年，授湖广总督。其后，采取“就地圈围”、“坚壁清野”等战略，相继在山东、江苏间和直隶（约今河北）、山东间剿灭东、西捻军。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委曲求全”的方针。1901年11月去世。谥文忠，晋封一等侯。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从上面的一段话中不难看出，李鸿章在我国晚清历史上，还是占有很高的地位的，他对推动清朝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领导的洋务派，对我国近代封建经济的发展有推动作用；他创建的北洋水师，在我国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之所以把它称作“汉奸”是因为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委曲求全”的方针。这样，一个个不平等的条约，导致一笔笔赔款，一块块国土，多少人民的血汗，就在他手中被帝国主义瓜分了。
就因为这样“汉奸”的帽子就自然而然地被扣到了李鸿章的头上。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是李鸿章的政敌。他们在1895年成立强学会，坚决拒绝李鸿章参加，不屑与之为伍！1901年，李鸿章还来不及在辛丑和约上签名，便在愤恨交加中身亡了。梁启超立即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评论了这个期间的大事和李鸿章的一生。其中有段耐人寻味的话：“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可见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往他头上戴并不合适。
再看看辛丑和约，实际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一纸投降议定书。它的签订并不怪李鸿章。李鸿章是奉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经朝廷同意，他没有背着最高统治当局出卖过任何国家权益。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清算的是清朝腐朽的统治者们的误国大罪。
列强的侵略和欺凌是应该反抗的，但用义和团那样的方式去对待外国人和外来事物是完全错误的。对下层民众说来，这是愚昧的爱国思想的表现。只要清政府能及时制止，本可
避免发展成为一场弥天大祸。但愚昧腐朽的统治者，却要利用这愚昧的爱国思想来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了灾难的发生。许多人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李鸿章，殊不知李鸿章当时是两广总督，祸乱的兴起与蔓延都在华北，他对朝廷的荒唐举措是坚决反对的，有什么理由责怪李鸿章呢？
谭嗣同曾对李鸿章评价道:当时朝廷内外对西方军事、内政和外交“稍知之者，惟一合肥（指李鸿章）。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与他是同时代的人，又是颇有见识懂得维新的之士，而又并非李鸿章的部下，这些亲身经历所得到的感触，颇值得后人重视。
晚清的轻重工业，矿山开采，铁路建设，电报、航运的发展，留学生的派遣，各类学校的创办，海军创建，陆军编练，外交大事，几乎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他还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方针和许多改革、开放的主张。只是因为未被采纳而延误了时机。并不能说他无所作为。相反，它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维新派创始人梁启超曾经评价李鸿章：“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可见当时李鸿章的能力之高，是得到了众人好评的。
从军事上说，随着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人民要求社会变革、政治民主、废除治外法权和片面最惠国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日益高涨。在野党提出对外强硬、彻底修改不平等条约和恢复国权的主张，激烈攻击伊藤博文内阁同英国进行的修约谈判方案，以致日本内阁在1893年底下令解散国会。由于俄国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英国担心影响它所垄断的欧洲至远东海上交通线，英俄关系开始紧张。英国想利用日本作为对抗俄国的筹码，这为日英接近创造了条件。但是，日本政府既想要英国放弃它在日本已经取得的特权，又要英国默许它对朝鲜发起战争，外交谈判上难度极大。经过五十余次正式谈判和私下蹉商，日本作了许多让步，又离间中英关系，终于在1894年7月16日订立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
为了阻止日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李鸿章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早在6月20日，他便通过俄国公使喀西尼请求俄国干预。俄国政府先是对此事表示了很大兴趣，训令驻日公使希罗多渥劝告日本共同撤兵。日本拒绝了。李鸿章进一步建议由中、日、俄三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俄国政府在做了认真研究后，却决定退出漩涡。俄国认为，卷入朝鲜这场纠纷，可能导致卷入战争。在西伯利亚铁路修成之前，在远东打一场战争，俄国的军事力量尚不充分。英国正在等待时机，当俄国表示援助中国时，英国就有可能站在日本一边，从而造成俄国外交上的孤立。
李鸿章在请求俄国出面调停的时候，也请求英国调停。英国担心日本进一步扩大事态，会把中国完全推入俄国怀抱，便由欧格讷出面，进行了几次斡旋，要中国同意"改革"朝鲜内政。总理衙门表示，先要日本退兵，然后再行商议。日本乘机诬指中国政府有意滋事，又宣布即使中国政府派出改革朝鲜内政的委员，对于日本在朝鲜独力进行之事项，亦不准置喙干涉。欧格讷为了阻止中日战争爆发，曾建议本国同俄国舰队联合进行武装示威，但英国首相罗斯伯里否定了这个建议。他说："这是不合时宜的。我们不能削弱在东亚的海洋上具有能够成为防范俄国屏障的伟大力量的强国，不应该与之不合。"7月23日，英国照会日本，"此后中日两国开战时，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欲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为战争的运动"。这是向日本暗示，未来的战争只要不影响到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英国不会进行干预。
可见，李鸿章在外交、军事上，所取得成就也是很大的。这也充分证明，李鸿章不是中国人民的罪人，该算是一名功臣了。
近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史学家也已经就李鸿章的是是非非，综合史料记载，重新评价了李鸿章。重点涉及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仅传记便有多种。这些著作，和范文澜一类的观点大异其趣，以大量的史料重组历史的真实，客观地指陈李鸿章的功过，甚至有的明言宣称，说李鸿章“卖国求荣”是不公正的。
综合以上的事例，足已显出李鸿章的丰功伟绩，因为：
当时并无康梁之类的维新风潮刺激，纯粹是“体制内”的革新变通；
满朝文武充斥僵化、老朽、愚顽之士，墨守成规，坐井观天，浑浑噩噩又拥有强大的反对权；
李鸿章既未留洋，又饱读诗书，完全是旧式科举制塑造的人物，能有如此开放的胸襟和无所不晓的识见，不算是天赋所得吗？
最后我们可以给李鸿章的“卖国”罪名作一结论。评论一位历史人物只能把他放在他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分析他的作为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趋势，以定其功过。这往往需要时间的距离，在一百年之后的今天，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了。
时势造英雄，在风雨飘摇的清朝末年，政坛上也曾出现过一批深刻地影响了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们是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和被世人唾骂的李鸿章。有意思的是，这批汉臣全都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但也因为此，这些人物在后来的历史教科书上被认定为罪人，铁案如山。
然而随着时代的改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历史不可能这么简单地盖棺定论，从曾国藩开始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从某种意义正是近代中国走向开放的开始。于是人们开始为他们翻案，曾国藩家书的出版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了一段翻案风潮。
总之，李鸿章对中国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他对中国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至于他的那些错误举措，也只能说是一时糊涂吧。孔子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应该以客观的角度，来正确评价李鸿章这一历史人物。
李鸿章，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卖国求荣的人，几乎成了“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是个全盘否定历史人物。他的名声不比汪精卫好多少。但有多少人知道，在李鸿章生活的那个年代，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
据史料记载：李鸿章（1823～1901）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咸丰三年（1853）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沪，自成一军，是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地方实权既握，又于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两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出犯太平军。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从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同年，署理两江总督，调集淮军数万人赴中原对捻军作战。1866年，继曾国藩署钦差大臣，专办镇压捻军事务。次年，授湖广总督。其后，采取“就地圈围”、“坚壁清野”等战略，相继在山东、江苏间和直隶（约今河北）、山东间剿灭东、西捻军。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委曲求全”的方针。1901年11月去世。谥文忠，晋封一等侯。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从上面的一段话中不难看出，李鸿章在我国晚清历史上，还是占有很高的地位的，他对推动清朝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领导的洋务派，对我国近代封建经济的发展有推动作用；他创建的北洋水师，在我国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之所以把它称作“汉奸”是因为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委曲求全”的方针。这样，一个个不平等的条约，导致一笔笔赔款，一块块国土，多少人民的血汗，就在他手中被帝国主义瓜分了。
就因为这样“汉奸”的帽子就自然而然地被扣到了李鸿章的头上。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是李鸿章的政敌。他们在1895年成立强学会，坚决拒绝李鸿章参加，不屑与之为伍！1901年，李鸿章还来不及在辛丑和约上签名，便在愤恨交加中身亡了。梁启超立即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评论了这个期间的大事和李鸿章的一生。其中有段耐人寻味的话：“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可见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往他头上戴并不合适。
再看看辛丑和约，实际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一纸投降议定书。它的签订并不怪李鸿章。李鸿章是奉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经朝廷同意，他没有背着最高统治当局出卖过任何国家权益。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清算的是清朝腐朽的统治者们的误国大罪。
列强的侵略和欺凌是应该反抗的，但用义和团那样的方式去对待外国人和外来事物是完全错误的。对下层民众说来，这是愚昧的爱国思想的表现。只要清政府能及时制止，本可
避免发展成为一场弥天大祸。但愚昧腐朽的统治者，却要利用这愚昧的爱国思想来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了灾难的发生。许多人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李鸿章，殊不知李鸿章当时是两广总督，祸乱的兴起与蔓延都在华北，他对朝廷的荒唐举措是坚决反对的，有什么理由责怪李鸿章呢？
谭嗣同曾对李鸿章评价道:当时朝廷内外对西方军事、内政和外交“稍知之者，惟一合肥（指李鸿章）。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与他是同时代的人，又是颇有见识懂得维新的之士，而又并非李鸿章的部下，这些亲身经历所得到的感触，颇值得后人重视。
晚清的轻重工业，矿山开采，铁路建设，电报、航运的发展，留学生的派遣，各类学校的创办，海军创建，陆军编练，外交大事，几乎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他还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方针和许多改革、开放的主张。只是因为未被采纳而延误了时机。并不能说他无所作为。相反，它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维新派创始人梁启超曾经评价李鸿章：“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可见当时李鸿章的能力之高，是得到了众人好评的。
从军事上说，随着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人民要求社会变革、政治民主、废除治外法权和片面最惠国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日益高涨。在野党提出对外强硬、彻底修改不平等条约和恢复国权的主张，激烈攻击伊藤博文内阁同英国进行的修约谈判方案，以致日本内阁在1893年底下令解散国会。由于俄国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英国担心影响它所垄断的欧洲至远东海上交通线，英俄关系开始紧张。英国想利用日本作为对抗俄国的筹码，这为日英接近创造了条件。但是，日本政府既想要英国放弃它在日本已经取得的特权，又要英国默许它对朝鲜发起战争，外交谈判上难度极大。经过五十余次正式谈判和私下蹉商，日本作了许多让步，又离间中英关系，终于在1894年7月16日订立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
为了阻止日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李鸿章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早在6月20日，他便通过俄国公使喀西尼请求俄国干预。俄国政府先是对此事表示了很大兴趣，训令驻日公使希罗多渥劝告日本共同撤兵。日本拒绝了。李鸿章进一步建议由中、日、俄三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俄国政府在做了认真研究后，却决定退出漩涡。俄国认为，卷入朝鲜这场纠纷，可能导致卷入战争。在西伯利亚铁路修成之前，在远东打一场战争，俄国的军事力量尚不充分。英国正在等待时机，当俄国表示援助中国时，英国就有可能站在日本一边，从而造成俄国外交上的孤立。
李鸿章在请求俄国出面调停的时候，也请求英国调停。英国担心日本进一步扩大事态，会把中国完全推入俄国怀抱，便由欧格讷出面，进行了几次斡旋，要中国同意"改革"朝鲜内政。总理衙门表示，先要日本退兵，然后再行商议。日本乘机诬指中国政府有意滋事，又宣布即使中国政府派出改革朝鲜内政的委员，对于日本在朝鲜独力进行之事项，亦不准置喙干涉。欧格讷为了阻止中日战争爆发，曾建议本国同俄国舰队联合进行武装示威，但英国首相罗斯伯里否定了这个建议。他说："这是不合时宜的。我们不能削弱在东亚的海洋上具有能够成为防范俄国屏障的伟大力量的强国，不应该与之不合。"7月23日，英国照会日本，"此后中日两国开战时，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欲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为战争的运动"。这是向日本暗示，未来的战争只要不影响到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英国不会进行干预。
可见，李鸿章在外交、军事上，所取得成就也是很大的。这也充分证明，李鸿章不是中国人民的罪人，该算是一名功臣了。
近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史学家也已经就李鸿章的是是非非，综合史料记载，重新评价了李鸿章。重点涉及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仅传记便有多种。这些著作，和范文澜一类的观点大异其趣，以大量的史料重组历史的真实，客观地指陈李鸿章的功过，甚至有的明言宣称，说李鸿章“卖国求荣”是不公正的。
综合以上的事例，足已显出李鸿章的丰功伟绩，因为：
当时并无康梁之类的维新风潮刺激，纯粹是“体制内”的革新变通；
满朝文武充斥僵化、老朽、愚顽之士，墨守成规，坐井观天，浑浑噩噩又拥有强大的反对权；
李鸿章既未留洋，又饱读诗书，完全是旧式科举制塑造的人物，能有如此开放的胸襟和无所不晓的识见，不算是天赋所得吗？
最后我们可以给李鸿章的“卖国”罪名作一结论。评论一位历史人物只能把他放在他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分析他的作为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趋势，以定其功过。这往往需要时间的距离，在一百年之后的今天，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了。
时势造英雄，在风雨飘摇的清朝末年，政坛上也曾出现过一批深刻地影响了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们是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和被世人唾骂的李鸿章。有意思的是，这批汉臣全都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但也因为此，这些人物在后来的历史教科书上被认定为罪人，铁案如山。
然而随着时代的改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历史不可能这么简单地盖棺定论，从曾国藩开始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从某种意义正是近代中国走向开放的开始。于是人们开始为他们翻案，曾国藩家书的出版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了一段翻案风潮。
总之，李鸿章对中国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他对中国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至于他的那些错误举措，也只能说是一时糊涂吧。孔子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应该以客观的角度，来正确评价李鸿章这一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