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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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延雄的家在南城墙外土坡下的两孔上窑洞里。
这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式的家庭：地下靠墙的一排磁瓮，是盛水和腌酸菜的；窑掌一溜泥纸浆捶成的小瓮，是装来面的。墙上挂着割庄稼的镰刀和背庄稼的绳索；门后立着挖土的镢头和担粪的扁担。不大的土炕上铺着半旧的炕席；炕席上面铺几条绵羊毛擀的毡。马延雄光着上身叭在毡上，他老伴红汞水伴着泪水，正给他擦拭着脊背。小梅在旁边举着煤油灯。
煤油灯照出的这张中年妇女的脸，和她正擦拭的那个脊背一样，看了令人难受。这张脸反映的是一颗受伤的心灵。
她一边轻轻擦拭着一边哭着，说着：“你长年不顾家，革命哩，闹共产主义哩，结果闹成个反革命了你参加革命时，公家连一双鞋都不发，我在这里种给你供粮，说是为了咱们的革命为了革命，咱们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从没有过一点点的怨言。这而今就落了这么个下场成了反革命了”她说不下去了，扯过棉被给他盖上，头扭到一边，两手蒙住脸开声哭了。马延雄从枕头上撑起一条胳膊，抬起头，眯缝着睛睛，望着大放悲声的老伴，叫着他的名字说：“玉兰，你相信我是反革命？”
哭声戛然而止。她的两只手从脸上垂下来了。那痛苦万状的脸陡然间变得非常激动，她几乎是对他嚷着说：“不！你当娃娃时就跟毛主席闹革命，你没做过坏事，你没给咱家拿过公家的一根针，你不要怕！就是党的政策变了，说你不能革命了，那咱就回家去，回家去当农民！咱本来就是农民”
马延雄望着这张激动的脸，一种十分深厚的爱从心头长腾起来。他重新躺下，觉得深身很舒服，脊背似乎也疼得不那么厉害了。外面充满了惊涛骇浪，家照旧是温暖的。他想：他今晚要舒舒服服睡一觉了，这是多么难得的幸福啊！他已经多少天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
“笃笃笃！”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打了他的“睡一个安稳觉”的美好愿望。这令人心惊的敲门声又把他带到不安稳的世界中来了。
“是‘孙大圣’？是‘千钧棒’？”他心中惊骇地想。
小梅哭了。这可怜的孩子，一点细微的响声在她听起来都像炸弹一样可怕，都可能是大难临头。
他老伴用发颤的声音问：“谁呀？请进来”
“你们睡下没？”一个似乎很陌生的声音在门外问。
“没有”门开了，进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人，高大个，串脸胡，粗眉毛，一身家织布衣服，扎一根老蓝布腰带，头上包着一块很脏的羊肚子手巾。这人站在屋当中，一眼瞅着炕上丰的马延雄，肩膀上打着的一个很沉的口袋滑落下来“呼”地掉在了地上。吃惊使一张粗糙的脸抽得很厉害。
马延雄也撑起胳膊，抬头望为人。
两个人几乎同时叫了起来：
“老马！”“秉奎！”这个黑胡巴茬的庄稼人和县长高正祥一样，对马延雄来说，像弟兄一样亲，他是离县城最远的双庙公社（公今改名叫“红卫公社”）柳滩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那里是全县最穷的地方，也是他长期蹲点的地方。六七年的时光里，他的那里洒了多少汗水呀。一个兔了不拉屎的地方变成了全县的农业先进典型——当然，现在已经是他的“黑典型”了。
柳秉奎双手怎么也压不住——马延雄硬是挣扎着坐起来了。他吩咐老伴和小梅：“小梅，给你柳叔叔拿烟。玉兰，赶紧给老柳做饭。”他亲切地望着柳秉奎，说：“秉奎！你忙得从不进县城，也没来过我家。你快说，你是怎来的？”
柳秉奎坐在炕沿上，接过小梅递上的一根纸烟，在煤油灯上吸着，说：“咱那里传说城里有一伙子坏东西把你关到禁闭里了，消息闭塞，前几天才听说的。全村人都急得滚油浇心哩！大家都要来城里看你哩！我想这而今兵荒马乱的，怕大家出了事，我劝说住了大家，就代表他们来城里看你了。我想就是见不上你，把你家里的人看看也好。你看，”他指了指掉在地下的那个口袋说：“我还给你背了一口袋白面！听说那伙坏东西把你们家的粮食都停了，真是作孽哟！”
说到这里，他突然从炕沿上溜下来了，三步并作两步奔到锅台边，双手挡住准备做饭的玉兰，嘴里连连说：“好大嫂哩，不要做了，你随便拿点干粮我吃两口就行。”黑做饭的玉兰，嘴里连连说：“好大嫂哩，不要做了，你随便拿点干粮我吃两口就行。黑天半夜的，千万不要动烟火，这而今风声紧！”
马延雄、玉兰怎说他都不让做。
玉兰只好从窑掌的箱盖上取来一个榆条编的小筐，迟疑着放到柳秉奎面前说：“他大叔，干粮不好，你将就着吃点吧！”柳秉奎从筐里拾起一个焦黑的麸皮馍，举在灯前一看，两道粗眉毛拧在了一起，张开的嘴半大说不出话来。他心里说：老马啊！那几年你常说，要把我们农民碗里的黑疙瘩，换成黄疙瘩、白疙瘩，这而今把黑疙瘩换到你碗里来了！
马延雄一直在亲切地看着柳秉奎，他往他身边挪了挪，问：“柳滩烂包了没？”“没！”柳秉奎咬了一口黑馍，一边吃，一边说“就黑三小子一个跑到城里来了。你大概见了吧？你蹲点时整治了他的投机倒把，他是跑到城里报复你来了。另外还捎带着搞黑市生意哩！除过这小子，咱队上所有的人事上山劳动着哩。他谁也不要想把我们搅乱。大家心里清亮着哩：城里人不生产能吃上饭哩，农民不劳动就要喝西北风！”
“旁的村怎样？”“有烂包了的。但据我知道，大部分农民还都在土地上哩。”“好！”马延雄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把身子又往柳秉奎身边挪了挪，眯缝着眼睛，很激动地说：“秉奎，就要这样干。十六条里也有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条。任何时候，都不敢把生产放松了。尤其是眼下，如果农民也不种地了，那咱们这个国家就完了村子前砭上那个水库修起了没？”
“上个月就修起了，还放了七万尾鱼苗哩！”
“啊”马延雄轻轻叫了一声，抬起头痴呆呆地望着窗户，好像看见了远方那一库碧波荡荡的绿水。
他嘴里喃喃念叨着：“什么时候我能去看看就好了00”
柳秉奎已经吃完了馍，他一展脖子喝了一大碗温开水，摸了一把黑胡茬子脸，眼睛闪闪发光看定马延雄，说：“干脆！我说老马，你悄悄跟我走，到咱柳滩去，他谁也不要想我见你！”“走得迟了？”门外突然传来一个人的声音，把柳秉奎的话打断了。门掀开了，进来了一个戴眼镜的人。
马延雄的家在南城墙外土坡下的两孔上窑洞里。
这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式的家庭：地下靠墙的一排磁瓮，是盛水和腌酸菜的；窑掌一溜泥纸浆捶成的小瓮，是装来面的。墙上挂着割庄稼的镰刀和背庄稼的绳索；门后立着挖土的镢头和担粪的扁担。不大的土炕上铺着半旧的炕席；炕席上面铺几条绵羊毛擀的毡。马延雄光着上身叭在毡上，他老伴红汞水伴着泪水，正给他擦拭着脊背。小梅在旁边举着煤油灯。
煤油灯照出的这张中年妇女的脸，和她正擦拭的那个脊背一样，看了令人难受。这张脸反映的是一颗受伤的心灵。
她一边轻轻擦拭着一边哭着，说着：“你长年不顾家，革命哩，闹共产主义哩，结果闹成个反革命了你参加革命时，公家连一双鞋都不发，我在这里种给你供粮，说是为了咱们的革命为了革命，咱们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从没有过一点点的怨言。这而今就落了这么个下场成了反革命了”她说不下去了，扯过棉被给他盖上，头扭到一边，两手蒙住脸开声哭了。马延雄从枕头上撑起一条胳膊，抬起头，眯缝着睛睛，望着大放悲声的老伴，叫着他的名字说：“玉兰，你相信我是反革命？”
哭声戛然而止。她的两只手从脸上垂下来了。那痛苦万状的脸陡然间变得非常激动，她几乎是对他嚷着说：“不！你当娃娃时就跟毛主席闹革命，你没做过坏事，你没给咱家拿过公家的一根针，你不要怕！就是党的政策变了，说你不能革命了，那咱就回家去，回家去当农民！咱本来就是农民”
马延雄望着这张激动的脸，一种十分深厚的爱从心头长腾起来。他重新躺下，觉得深身很舒服，脊背似乎也疼得不那么厉害了。外面充满了惊涛骇浪，家照旧是温暖的。他想：他今晚要舒舒服服睡一觉了，这是多么难得的幸福啊！他已经多少天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
“笃笃笃！”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打了他的“睡一个安稳觉”的美好愿望。这令人心惊的敲门声又把他带到不安稳的世界中来了。
“是‘孙大圣’？是‘千钧棒’？”他心中惊骇地想。
小梅哭了。这可怜的孩子，一点细微的响声在她听起来都像炸弹一样可怕，都可能是大难临头。
他老伴用发颤的声音问：“谁呀？请进来”
“你们睡下没？”一个似乎很陌生的声音在门外问。
“没有”门开了，进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人，高大个，串脸胡，粗眉毛，一身家织布衣服，扎一根老蓝布腰带，头上包着一块很脏的羊肚子手巾。这人站在屋当中，一眼瞅着炕上丰的马延雄，肩膀上打着的一个很沉的口袋滑落下来“呼”地掉在了地上。吃惊使一张粗糙的脸抽得很厉害。
马延雄也撑起胳膊，抬头望为人。
两个人几乎同时叫了起来：
“老马！”“秉奎！”这个黑胡巴茬的庄稼人和县长高正祥一样，对马延雄来说，像弟兄一样亲，他是离县城最远的双庙公社（公今改名叫“红卫公社”）柳滩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那里是全县最穷的地方，也是他长期蹲点的地方。六七年的时光里，他的那里洒了多少汗水呀。一个兔了不拉屎的地方变成了全县的农业先进典型——当然，现在已经是他的“黑典型”了。
柳秉奎双手怎么也压不住——马延雄硬是挣扎着坐起来了。他吩咐老伴和小梅：“小梅，给你柳叔叔拿烟。玉兰，赶紧给老柳做饭。”他亲切地望着柳秉奎，说：“秉奎！你忙得从不进县城，也没来过我家。你快说，你是怎来的？”
柳秉奎坐在炕沿上，接过小梅递上的一根纸烟，在煤油灯上吸着，说：“咱那里传说城里有一伙子坏东西把你关到禁闭里了，消息闭塞，前几天才听说的。全村人都急得滚油浇心哩！大家都要来城里看你哩！我想这而今兵荒马乱的，怕大家出了事，我劝说住了大家，就代表他们来城里看你了。我想就是见不上你，把你家里的人看看也好。你看，”他指了指掉在地下的那个口袋说：“我还给你背了一口袋白面！听说那伙坏东西把你们家的粮食都停了，真是作孽哟！”
说到这里，他突然从炕沿上溜下来了，三步并作两步奔到锅台边，双手挡住准备做饭的玉兰，嘴里连连说：“好大嫂哩，不要做了，你随便拿点干粮我吃两口就行。”黑做饭的玉兰，嘴里连连说：“好大嫂哩，不要做了，你随便拿点干粮我吃两口就行。黑天半夜的，千万不要动烟火，这而今风声紧！”
马延雄、玉兰怎说他都不让做。
玉兰只好从窑掌的箱盖上取来一个榆条编的小筐，迟疑着放到柳秉奎面前说：“他大叔，干粮不好，你将就着吃点吧！”柳秉奎从筐里拾起一个焦黑的麸皮馍，举在灯前一看，两道粗眉毛拧在了一起，张开的嘴半大说不出话来。他心里说：老马啊！那几年你常说，要把我们农民碗里的黑疙瘩，换成黄疙瘩、白疙瘩，这而今把黑疙瘩换到你碗里来了！
马延雄一直在亲切地看着柳秉奎，他往他身边挪了挪，问：“柳滩烂包了没？”“没！”柳秉奎咬了一口黑馍，一边吃，一边说“就黑三小子一个跑到城里来了。你大概见了吧？你蹲点时整治了他的投机倒把，他是跑到城里报复你来了。另外还捎带着搞黑市生意哩！除过这小子，咱队上所有的人事上山劳动着哩。他谁也不要想把我们搅乱。大家心里清亮着哩：城里人不生产能吃上饭哩，农民不劳动就要喝西北风！”
“旁的村怎样？”“有烂包了的。但据我知道，大部分农民还都在土地上哩。”“好！”马延雄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把身子又往柳秉奎身边挪了挪，眯缝着眼睛，很激动地说：“秉奎，就要这样干。十六条里也有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条。任何时候，都不敢把生产放松了。尤其是眼下，如果农民也不种地了，那咱们这个国家就完了村子前砭上那个水库修起了没？”
“上个月就修起了，还放了七万尾鱼苗哩！”
“啊”马延雄轻轻叫了一声，抬起头痴呆呆地望着窗户，好像看见了远方那一库碧波荡荡的绿水。
他嘴里喃喃念叨着：“什么时候我能去看看就好了00”
柳秉奎已经吃完了馍，他一展脖子喝了一大碗温开水，摸了一把黑胡茬子脸，眼睛闪闪发光看定马延雄，说：“干脆！我说老马，你悄悄跟我走，到咱柳滩去，他谁也不要想我见你！”“走得迟了？”门外突然传来一个人的声音，把柳秉奎的话打断了。门掀开了，进来了一个戴眼镜的人。